政党“吞噬”民主与民主“抛弃”政党

——一项关于西方政党与民主博弈关系的考察论纲

（柴宝勇 ）

摘要：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就是民主同政党纠结、互动、博弈的历史。一方面民主是政党存在的基础，政党是实现民主的载体。但另一方面，民主与政党又存在着内在的博弈，政党有吞噬，主宰民主之嫌疑，民主也有抛弃、游离政党之趋势。分析二者的互动与博弈，将揭示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机理，也将对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未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审视。

关键词： 政党 民主 博弈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以一个政治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民主、法治与政党作为政治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九十八年之后，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hneider）在其代表作《政党政府》中曾言，“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起了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主要作用。政党创造了民主，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1]事实上，自近代民主政治诞生以来，民主就同政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为政党提供了活动的舞台，政党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提供了手段，这一点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民主与政党又存在着内在的张力与悖论，政党有吞噬，主宰民主之嫌疑，民主也有抛弃、游离政党之趋势。同时，也正是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将揭示西方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机理，决定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一 政党与民主共生：政党与民主正相关

现代国家一般都超出了古希腊城邦的范围，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直接民主显然不可能实现，以间接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势必成为时代的潮流。正如科恩所言：“除开人数最少的社会，民主的有效范围不会没有某种局限性。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中，局限性更大，因大量问题迫切需要间接的决策而使这种情况难以避免。的确，设立代表机构就是有意缩小民主的有效范围，这种机构常常是必不可少而且合乎需要。”[2]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则对代议制在保证民主质量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务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并赋予他们以在政府中较之在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下一般具有的更大的影响。”[3]

也就是说，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民主化，而现代民主要求对民意做出经常、灵活、高效的反应。为此，必须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现代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起了这样一种桥梁与中介作用，使得民意得以传达和集中，从而为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支持。在当代社会，脱离了现代政党，代议制民主也就无法实现。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巴克在1942年对于政党做出了一个经典的评价，“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4]

政党：衡量民主政治的石蕊试纸

许多西方学者把政党对于民主的作用又进一步的阐释。美国学者劳伦斯·洛厄尔指出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认为，相对于大众意见的激进和分散而言，在经过政党的集中过滤之后，则基本上会形成一些较为保守的观点，其作用在于遏制政治上发生一些意外事件，在极端之间保持平衡。把一个议会分成有组织的若干政党，这就使它不易受到政治煽动家的蛊惑性宣传。同时，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存在，也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他进一步认为，政党领袖能够起到提供政治思想和进行民意表达的作用，实际上，政党就是各种思想、政策和候选人的“经纪人”。[5][1]

政治学家古德诺则从政党协调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政党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于三权的分离，使得权力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控制，而协调各个中央权力在客观上又是必要的。政党作为一种超越三权之上的机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矛盾。“过去，由于宪法为行政首脑和行政官员规定了独立地位，一直不可能在正式政府制度内部发展政治对行政的必要控制。这种控制因而就在政党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2]

在A.兰尼看来，政党以三个不同的方式实施民主原则。第一，政党简化了做出选择的过程，而且出于简化的原因，最好只有两个政党。第二，政党能够动员选民，如果没有政党的动员，选民可能对政治漠不关心。第三，可以通过政党来达到人民控制政府的目的，这样可以使掌权者群体从总体上具有责任感。[3]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民主制度往往以政党为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看来都需要政党来动员民众并表达他们的要求。民主理论的大师罗伯特·达尔更是把政党存在与否看成是“一个国家存在不存在民主制度的石蕊试纸。”[4]把民主与政党的密切联系推向了极致。

政党：不完全民主的产物

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政党与民主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公共选择的视角衡量，可以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公平竞争机制，竞争的目标是该国的稀缺政治资源，如总统的职位、议会的议席等。政党是为节约政治交易费用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其目标是要实现人民主权，使人民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就像经济市场的交易需要费用一样，政治活动也不是免费的。这些费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投票者在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方面所付出的成本；二是投票者在收集信息方面所付出的费用。由于信息不对称，投票者参与投票通常需要搜集各方面的信息，而搜集信息则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投票者不可能对政治问题或者政治候选人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投票者也没有充分的积极性去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即使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5]

这些情况说明，民主不可能是完全的，不完全民主才是常态，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6]不完全民主的存在使政党组织的介入成为必须。在不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为了节省选民在选择议员或官员时所付出的高昂交易费用，或为了节省后者在寻求选民支持时所形成的庞大交易费用，就必须具有一种专业性政治组织。它一方面可以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或政治性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又能够代表后者来寻求选民的支持，这种组织就是现代大众型政党。学者毛寿龙在谈到现代政党的功能时指出：“政党组织是代表选民来选择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同时也为议员和政治性行政官员寻求选民支持的专业性组织。政党实际上是节约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产物。”[7]哈德罗·德姆塞茨则从相反的角度阐述了政党的功能。他指出：“如果政治民主是完全的，政党就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8]政党存在的经济学理由是，要以较低的技术和费用来实现人民主权的原则。

二  政党吞噬民主：政党对于民主的副作用

从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手段来看，只有手段的越来越完善民主政治的价值才能更为深刻地体现。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也是如此：政党组织的规模越大、组织化程度越高，政党也就越坚强有力，它就越能为其选民节约交易费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选民的利益。但是，政党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也产生了与民主的发展要求相背谬的结果。

寡头统治铁律：“子吞母”的神话？

自政党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诸多的责难，嘘声远比喝彩声要多得多。可以说，正是民主政治这个母体催生了政党，政党是为了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而建立的，但是随着政党组织的发展，政党日益吞噬民主，上演“子吞母”的神话。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在政党政治学的里程碑的著作《政党：现代民主制度中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中，通过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党派，他认为，民主的发展呈现一种抛物线的形状：组织越强大，领袖的作用也就越大，领袖的作用越大，意味着民主的地位就越低下。他总结道，政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助长了候选人对选民的支配，也助长了领导者对服从者的支配，更助长了代议者对选举人的支配。提到组织，其实我们就是在说寡头政治。”[9]从政党组织的不可避免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当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了伟大的原则（民主）而斗争就变得不可能。”[10]

实际上，俄国著名政治学者莫伊谢依·雅科夫列维奇·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早在1901年的《民主与政党组织》这本书中就论述了政党政治的这种副作用。他指出，为了实施政党对党员和选民的控制，党内的精英分子总是力图通过党的报刊、意识形态读物和公共集会对选民主体进行政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构成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策机构便有了一种关键性作用，因为它来选择议会的候选人，决定政治战略。在各党的内部，有利于培养“职业政治家”的“中央组织”变得十分重要。中央委员会为了使“党的忠诚者”汇集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实际上往往任命那些“十足的平庸者”出任议会中的职务。为了保持党的统一，它把党的名称通俗化，但最终是为了在保持全党正统、反对分裂危险的借口下强制实行“党的独裁”。这种党组织的“不民主”倾向表现到政府中来，就是损害议会制政府的代表性，歪曲代表制原则，使议会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他甚至提出了“打倒政党、扶植联盟”的口号。[11]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不应该建立在政党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广学博闻、积极参政、热心政治的公民群体基础之上。”[12]

政党论者的辩护：不可避免的祸害？

英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莱斯是为政党政治进行辩护的著名人物之一。他认为，在民主之下，这种少数人的统治绝不是一种凭资产或者门第的寡头进行统治，而是由那些在品质和机会上得天独厚的人来进行统治。而且，人民手里还始终保持着起关键作用的三种职能：规定政府的目的；选择政府的领袖；反对以致挫败官僚们试图采取的政策。寡头政治就受到了有效的限制。在他看来，政党的作用在于，它使国民的思想保持活跃，使事物摆脱混乱而趋于条理化。假如没有政党把问题提出来，促使人们去讨论，并引导大众表示同意或者反对，那门公众舆论将流于空泛而失去作用。因此，政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祸害的话，也是一种必要的祸害。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也持此种观点，虽然承认组织有寡头政治的倾向，“在一切组织中，领导者总是趋于同本组织的成员对立，形成一种封闭的小圈子，力图采取专制手段永远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他同时强调，“这种倾向的严重程度却是参差不齐的，民主组织对这种倾向的抵制就胜过其他组织”。因为，民主组织中有产生和监督领导人的正式程序：党的规范性文件规定领导人由本组织成员选出、无记名投票、定期更换领导人，由全体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来监督“小圈子”的决定等，这一切都限制了寡头政治的发展。最终，“失去民心的领导人要被清除掉。”[13]

政党吞噬民主：政党反民主的一面

无论政党论者如何为政党辩护，不可否认的是，政党这个民主政治的产物自身孕育着反民主的因素。这主要体现在政党的官僚化和寡头化发展趋势上。随着政党组织的扩大和纪律的加强，必然会发展出一套专业化的政党官僚来主管党务，而且领袖在政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越来越得到加强。随着领袖地位的加强和政党官僚化的发展，政党的发展目标也发生相应的蜕化，成为把自身的生存当作第一需要，而其原来服务于选民的目标则被放弃，加上政党在政治过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要远胜于选民，政党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选民等因素，造成选民对政党和政治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结果。[14]随着政党官僚化和寡头化趋势的发展，本来旨在实现民主目标的政党却变成了一股反民主的力量。

当然，政党反民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组织内部的不民主因素的滋生，一方面是政党对于国家政治层面民主的宰制。由于政党存在自身的利益、甚至政党领袖也存在自身的利益，作为民主政治工具的政党和政党领袖很容易背离其原来的宗旨。在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性目标，改变选举民主所带的政党恶性互斗、选举合法性周期太长等种种弊端而出现的。

三 民主抛弃政党：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中出现了一种“政党衰弱”的论调，同时也出现了一股强烈地批判政党的风气。政党理论家们看到，政党在近几十年里丧失了很多功能：国家与社会的交流是通过大众媒体，而非政党的刊物；社会与国家的交流是通过民意测验甚至全民公决，而非政党集会；政治社会化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中进行，而非在政党的暑期学校或青年俱乐部中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日益被利益集团、政策小组、智囊团或者专门调查委员会来控制；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而政党自身的党员人数却日益下降，公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党政府面临着意识形态、组织、功能等全方面的危机。与此同时，对于政党的批评也重新泛起，其强度之大使得有的学者干脆称之为“反政党时代”。[15]詹姆斯·M·伯恩斯教授甚至声称，“我们今天遇到了美国基本政治制度解体的悲哀。由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政党体制，正遭遇被瓦解的严重危险。”[16]

政党功能的转换——政党与社会、国家分析的视角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问题的症结，“政党衰弱”其实是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而言的，政党的衰弱其实是指“政党通过党员、思想交流、社会化、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而建立的许多社会基础正在萎缩。”[17]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政府在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博弈中为什么能占据优势，因为政党现在的竞争者社会运动、利益集团、智囊团、民意调查机构等可以直接跟政府接触，而非通过政党；政府甚至可以完全绕开政党，通过更多的全民公决或者“远程民主”来实现与社会的联系。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政党与国家的角度看，政党控制国家的能力却越来越加强。“令人惊讶的是，就在人们更多地谈及‘政党的衰弱’时，又听到有关‘党治国家’（德国）、‘政党统治’（意大利）、‘政党权力’（比利时）的警告……作为精英——群众的联系机制，政党已经占据了与国家相近的地位，这体现为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财政拨款，而非政党经费”。[18]政党理论家梅尔（P.Mair）也看到了这种悖论，“因为对政党的疏远、甚至对政党的仇视不能简单看作是政党衰弱本身的表现；事实上，如果政党作为管理者和民意代表者完全处于衰弱状态，那么对政党的不满应该会消失。但是不如说在于一系列互相矛盾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政党越来越无能，另一方面又更加引人注意；一方面越来越不重要，另一方面却更加有特权。”[19]

R.S.卡茨曾经对于这种现象进行解释，“一方面，政党的成员数量减少，对政党的支持也往往不及选民的增长速度快；而另一方面，正当活动的经费又迅速上升。因此，正当不得不从其它地方寻找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作为领导者和法律的制定者，求助于国家便是自然而然之事。”[20]他们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政党已经不仅仅是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而是被国家吸收……变成了半国家的机构。”[21]卡茨和梅尔同时指出，政党具有内在的转变为超国家组织而宰制国家民主的危险，他们为此提出警告：这种情况可能阻碍或限制社会对政府和国家做出反馈，最终导致国家因内部压力过大而崩溃，或者导致各种反对意见聚集起来，直到找到一个可怕的宣泄口。[22]他们认为苏联和意大利政党的垮台就从某种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西方学者的分析，我们看到“政党的衰弱”不仅是政党合法性的式微，而且政党正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政党是强大的，而同时又是弱小的。实际上，“政党的衰弱”体现的是政党功能的一种转化，即由原来的利益表达功能为主转化为控制政府功能为主。而解决政党的这种代表性危机之方法，就是要认真审视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并努力使之强大，同时将降低政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范围。

当民主抛弃政党的时候？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近代西方民主史就是民主同政党互动、纠结、博弈的历史。一方面民主与政党相互依存，其依存的紧密性，使得我们很难区分现代政治的某些现象，诸如对于民主的批评到底是应该归属民主还是政党，政治参与的危机是政党的危机还是民主的危机。[23]另一方面，民主与政党又存在着内在的博弈，政党有吞噬，主宰民主之嫌疑，民主也有抛弃、游离政党之趋势。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存在着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国家权力受到有体制保证的有效监督；人民能够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政权能够通过非暴力途径更替。为了实现这些要求，普选制、代议制、政党政治、宪政法治等成为保障民主运作的机构和要素。

如果从公共选择的理论来看，政党实际上是公民为了政治参与而节省交易费用的产物，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够充分的产物，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学者李景鹏认为政党政治是“人类的政治发展已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数）能够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直接管理社会（即不需要借助于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组织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直接管理）的程度。”[24]由此可见，政党政治是实现民主要求的保障手段，政党与民主的纠结是必然而非永久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伴随着民主政治逐步走向深化乃至转型，政党这个民主政治的附属物也许终将被民主抛弃。

从政党自身来看，虽然西方新型政党——“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的出现使得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似乎得到加强。但是政党产生、发展和功能之本质在于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控制政权或影响决策，充当民主政治的枢纽，“卡特尔政党”实际上由于它淡化了这种代表性意识形态，也就丧失了政党政治的本质与价值，使之与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利益集团等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它日益脱离公民社会，实际上也就脱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失去了同国家、政府进行平等竞争的关键武器。从西方政党政府的运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政府在政党与政府的博弈中将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政党与民主的纠结，“政党的衰弱”往往与“民主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党与民主的博弈中，实际上民主由于是目的，政党是手段，二者地位原初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民主将处于价值优越和长远生存的地位。“政党的衰弱”势必对于民主产生影响，但是民主可以通过其价值优越而将“危机”转嫁于政党，借助其他的民主工具而完成自己的“转型”。而政党控制政府、国家能力在某些方面的增强，也许真的是政党被民主抛弃之前的最辉煌的一次“回光返照”。

[1] E.E.Schatts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42，p.1

[2] [美]科恩：《论民主》， 商务印书馆，2004，第 27页。

[3] [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第 28 页。

[4] E. Barker：Some Ideas on the Govern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