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之解与历史之用
——读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所思
前不久，又重读了
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 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似乎每个人的解读历史的视角都不一样。这是事实，也是必然。但不一样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视角都是有重要价值的。区别价值的标准在于一个似乎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到底想从历史中得到什么？
历史学界有两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无论这两个论断是否准确，它们却引导着我们思索一个历史学界颇具争议而又永远无法回避的两个重要争论：第一，历史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历史是客观的记录簿还是胜者的功德书？第二，历史是应该用当代人的视角去解读还是尽力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视角去解读？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历史之解，就是历史应该如何去解读的问题。
一 历史之解
（一）主观与客观之争：历史是客观的记录簿还是胜者的功德书？
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现在政治学界流行建构主义，而历史是否也是建构起来的？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建构起来的历史是否符合了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历史的真实呢？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肯定存在着一种客观的历史，但是历史学家由于主、客观的限制，而无法完全的还原历史。随着历史长河的奔腾向前，历史的一些素材在流轶和缺失，历史为我们流下了诸多的谜案与悬案，也留下了诸多的空白。这就需要历史学家的考零星的资料与素材去进行合理的推理和演绎。这也就是历史的魅力之所在吧。
这是客观之不能，即无法最真实地还原历史，而随着新的素材出现，一些历史学家却往往能够推翻自己以前所论证的历史，这就使历史学家的风骨。
还有一种不能，就是“政治宰制历史”之不能，历史一般而言是由后来人书写，而这些后来人一般而言是前一时期的政治博弈的胜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历史学家深受“权力宰制理性”之苦，虽穷经皓首，也难获得统治者的恩准，而使其书写的历史或是束之高阁，或修改得面目全非。而另外的一些人却以出卖“历史”献媚“当朝”为乐事，此种历史不看也罢。如果说由于历史材料的缺失而写出靠历史学家的演绎而写出历史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那么一些历史学家靠“去真存伪”而献媚于政治的历史正是对历史的亵渎。
（二）当代还是当时：历史解读的视角
其实，用当代的视角去解读与用当时的视角去解读两者各有利弊。不用当时的视角去解读，就不能真正把握当事人物和事件所发生、发展的客观情境，不能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全面、准确、客观的评价。而不用当代的眼光去解读，也许我们就发现不了一些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没有一种历史连续发展的厚重感。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近期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屡屡掀起热潮。一段时间来，杨子荣、董存瑞、刘胡兰、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半个世纪来人们熟知的英雄，千千万万青年崇敬的偶像，一个个受人尊重的英雄一次次被 “恶搞”。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都被否定，连屈原、鲁迅这样的民族魂也有人猛泼脏水。与此同时，一些没骨气的文人却被一些人追捧，李鸿章要平反，秦桧也要站起来了。关于岳飞、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关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历史功绩的“翻案”等等，前些日子随着中央电视台《施琅大英雄》的热播，更是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们知道，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这座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各种人物都做过不同的表演，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同的足迹。其中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还会给历史留下里程碑式的痕迹。因此，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就必然要把他们的事迹如实地记载下来，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加以歌颂、批判、贬斥。
同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历史资料的不同，对其历史活动和历史功绩的记录往往有所不同，这就是上面所谈到的历史是主观、客观之争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历史纪录大致相同的同一历史人物，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往往有着差异乃至大相径庭。这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一致所出现的问题。
评价历史人物要依据一定准则。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做如下总括：
一是以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为标准，即凡是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就褒，否则就贬。这是一种典型的当代的解读和评价眼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眼光。但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一个价值取向，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也许我们当代的文明到了将来会发生些许改变。
二是以特定时代的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为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褒，反之就贬。这个标准大致接近当时的解读视角，不强求当时的历史人物必须要顺应所谓的历史潮流，做出“当代”之事。
三是以个人所属阶级的或集团的利益准则为标准，如党派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等，凡是有利于特定阶级或党派利益的就褒，反之就贬。这是最为主观的一个标准。
当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是从不同的标准出发，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以不同的伦理道德为前提的，这样就使得这种评价的论战变成了“各说各话”，而无法实现对接，“民族英雄”之争往往成为一个伪命题。
二 历史之用
2000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中译本出版面世 ，这部写于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原是为批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意志的文化现状而写的，但其中涉及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
（一） 仅为求真还是另有他用？
历史学首先是一种求真的学问，即历史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无论如何，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求真。真也是一种用，一种学术之用。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学家主观上不必注重致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真的无用。只是说，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自己决定，而且这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只问其真，不问其用；求“真”是历史学分内的事；怎么“用”是分外的事。历史学家只要管住他分内的事，而不必去管份外的事。不过，当历史学家老是听到他人说“历史无用”，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历史学的“真”学问经常被滥用、误用的时候，他们能否老是“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呢？他们是不是也该偶尔关心一下这些分外的事呢？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二） 回忆与遗忘
卡尔?贝克尔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贝克尔把失去历史记忆的人，称之为失去心灵的人。他说：“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
从最根本上说，作为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忆，历史意识是联结时空的纽带，借助历史意识，我们才能有效地组织起生活，才能把昨天、今天和明天有序地联结在一起。
为此，我们只得多保存一些历史记忆——一些与当下的生活无关的历史。于是，历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尽可能多的保存历史记忆，以满足日后各种可能的需要：你可以去研究明成祖的生母是谁，也可以去考证洪秀全有没有留胡子，更可以化大功夫去推测“武王伐纣”的年代。
然而，如果这样的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普遍的嗜好，如果这样的历史知识的积累逐渐演变成有一种无穷尽的追求，如果我们为获得这样的历史知识而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记忆却无人问津。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类历史知识的获得是过于奢侈了。这时候，历史学似乎变成了智力游戏，借用戴昂尼夏斯嘲笑柏拉图时所说的话，那只是“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讲述一些无用的故事”。
这便是尼采所说的，“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 。
既然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须，那么，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是否也应该包括遗忘历史、或者是帮助人们遗忘历史。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或安宁，我们常常本能地回避或遗忘历史，以便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应对现实的挑战。这样，历史学似乎有着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是记忆历史，一方面是遗忘历史；一方面是还原、求真历史，一方面是回避、掩盖、伪造历史。因为回避、掩盖，伪装，也是一种遗忘历史。如果上述分析不误，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回避、掩盖、伪造历史，也是生活所需呢？如果遗忘损害了我们的生活，如果历史学的工作与我们的生活背道而驰（比如，强化不该记的记忆、或促进不该忘的遗忘），那么，历史学岂不成了智力的犯罪－－难怪法国诗人瓦勒里把历史看作是“最危险的智力化学调制品” 。
另外，因为有国家和个人两种历史，客观上个人就有两种个人，一种是国家建构的自我，一种是个人认识的自我。而这两种自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张力，我们每个人就是在这两种自我中努力挣扎着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我。
（三） 历史之鉴：历史主义的贫困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借鉴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中国的史学讲究“以古鉴今”，《资治通鉴》就是明证。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从宏观上而言，历史能否给我们提供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呢？中国的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演化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历史存在这样的发展规律吗？波普用一个简单的未来的知识无法预测而打破了这个禁不起推敲的神话。
其实，简单而言，历史是单线发展的，而规律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会出现同样的事实的可验证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的发展就没有规律，充其量可能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历史是单线发展的，还可以引申出两个命题，一种是历史不容假设，鸦片战争无法重来。另外一个命题是历史只能证伪而不能证明。我们说，历史证明，某种道路在中国走不同似乎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但是，我们说，历史证明，只有什么才能救中国却是强奸了历史的证明。
注：这是读博时期的一篇读书笔记，写成于2006年岁末。问题虽大，论述不深，博尔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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